16号一大早赶到北辰路参加湖南卫视《零点锋云》的录制，之前知道有《誓言永恒》的导演毛卫宁，主演高明，由于我跟毛卫宁在03年有过一次流产的合作，算是有过交往，一进大堂，看见演员高明老师，拿着《参考消息》早早坐在那儿了，旁边坐着一位戴棒球帽的先生，我走过去，就打招呼：导演，好久不见。对方跟我直点头，我俩就寒暄了一通，我说起一起在友谊宾馆谈戏的往事，导演好像贵人多忘事，有些疑惑地看着我，完全想不起来了。这时，高明老师说：“毛卫宁怎么还不到？他肯定又睡过了。”我一惊，毛卫宁没到，那跟我说话这位是……

        这时，柏邦妮过来了，她是以谍战剧观众身份来参加这期节目的，同时她也是《红楼梦》的编剧，80后。她跟导演打招呼，他们聊起来我才搞清楚，这位导演不是毛卫宁，而是《五号特工组》的潘军。我说怎么毛卫宁导演几年不见有点变样了。

         毛卫宁姗姗来迟，一见我就说：“海林，好久不见。”

        我马上向潘军道歉，不好意思，刚才把您当成毛卫宁了。

        在高明老师的催促下，节目开始了。

        一开始就谈起了收视率，毛卫宁认为收视率不是他最关心的问题，而且他质疑收视率搜集的科学性和代表性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潘军也觉得收视率是个不靠谱的事儿。我立马提出反对，收视率尽管本身有很多缺陷，但是毕竟是一个客观的标尺。柏邦妮说就像高考一样，至少是一个相对公平的评价系统。

        我们这几位坐到一起，是因为谍战戏。毛卫宁是谍战戏专业户，潘军的《五号特工组》和《海浪行动》等，加上我创作的《地下地上》，谍战戏为什么受欢迎，我觉得这问题的答案很简单，好看啊。

        潘军有意思，他原是著名的先锋小说家，现在拍电视剧，惊险样式的，部部收视率超高。私下里聊天，潘军说：我的艺术追求不在电视剧里使，我写小说，搞话剧，都可以搞艺术。电视剧就是商品。

        潘军老师挺有意思，他的一些观点我挺赞同的。

        上海电视节给谍战戏《潜伏》发奖，《团长》没拿到奖，这事儿很正常，他们爱把奖给谁给谁，我觉得观众的选择更重要。所以，我最关心的不是谁得奖，而是谁的收视率更高。

         说实话，除了节目编导，我们几个对于谁得奖谁没得上，一点儿也不关心，很不情愿地就这个问题谈了谈，发现谈不下去。换了个话题以后，发言才开始热闹起来。

        柏邦妮跟我说，她看了《地下地上》，故事太好了，比《潜伏》更好。并说没想到我这么年轻。关于我显得年轻这话，比夸我剧本写得好要受用多了。

         关于《潜伏》，我不好评价，因为《地下地上》跟它扯不清的关系，我说什么都会显得不客观，但老有记者问我这个问题，我还是谈两句吧，我个人认为《潜伏》是很好的戏，它有自己的忠实观众，其中包括我妈妈、我弟弟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，尤其是媒体都很喜欢这部戏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。

        不正常的是，前不久《武汉晚报》的一篇文章，标题是《《地下地上》败给《潜伏》，不仅仅是运气》，这篇文章的作者不知道根据什么，得出谁胜谁败的结论，因为在武汉的收视率结果与他的结论正好相反，那么，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，那就是他个人的好恶是唯一的标准。媒体应该有自己的观点，哪怕是很主观的，至少代表了一部分人，我尊重这种权利，甚至，他骂得再过分有一些都是可以的，只要是出于他的真情实感。

        我和《潜伏》组的很多主创是好朋友，没有人可以挑拨我们良好的私人友谊，一部戏的好坏，媒体可以有自己的看法，谁胜谁败也不是一家媒体可以说了算的，不过，《武汉晚报》这位记者，出于真情实感是可以理解的，但在网络上把网友的文章扒下来，署上自己的名字，就是另一码事了。据说，这位先生特意把网友文章中夸《地下地上》的部分删掉，保留批评的部分，然后黏贴几条自己的观点，拼凑成一篇文章，起个抢眼球的标题，如果仅仅是为了挣稿费，这就有些不堪了。

          关于胜败，拍戏不是打仗，不是你死我活的，很多情况下其实是自己跟自己比，媒体喜欢看到pk和掐架，甚至没事儿挑事儿，《地下地上》和《潜伏》本来一个走央视一个走地方，压根儿不冲突，但后来都挤到地方台，依然没有互相影响市场份额，这是好事，是双赢，说明谍战戏的市场好。

         对于《地下地上》，《电视剧研究》的采访，可以更清晰地阐释我的观点，黏贴这这儿。

        汪海林：讲求极致的合理

文：文姝琪

        作为《潜伏》的接档剧，汪海林和闫刚共同编剧的《地下地上》在地方台播出后全面飘红，实现了对谍战剧档的完美承接。在记者的印象里，汪海林老师是一位深谙电视剧市场规律且敢做敢说的编剧。乘着这个东风，记者联线了汪老师，在谈笑之中听取他的创作理念。
        对于《地下地上》一剧来说，近期最大的争议来自于其与《潜伏》的部分相似性。谈到这个问题时，汪海林笑道，姜伟与他们都是圈子里的好友，彼此做剧的态度本来就是互不干涉。原本《地下地上》的定位偏向于走央视的路子，在剧情和感情的处理上与走市场的《潜伏》都会很不一样。两部剧除了人物设定上有所相似，在剧情和细节部分都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看的。如果《地下地上》按照原定计划，应该会早于《潜伏》与观众见面。《潜伏》这部优秀的电视剧培养了大量忠诚的观众，而观众又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，所以引起这样的争议也不奇怪。“但是”，汪海林相当有信心的说，“我们对这部剧下了非常大的功夫，至少在剧本方面，剧情发展的合理性是我们最为注重的一块”。
        谈到对于原著的改编，汪海林说：“在《地下地上》的原著中，原著的故事是八路军侦察连长冒名顶替去军统潜伏的故事，我们觉得合理性上稍有问题，为了使情节发展看起来更有逻辑，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，把时间确定在军统最为混乱的改组时期，主人公改为中央社会部的特工。那时候国民党面对着戴笠死后权力交接的问题，从而引起几个派系的争权夺利，中共自然会顺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进行渗透。同样，对于女游击队长假冒妻子的合理性，我们也费了些气力，因为我党必然也会派一个专业的特工。按照我们的设计，特工在派遣过程中牺牲，护送她的女游击队长才不得已作为一个顶替出现，这样的合理性便能成立。另外，从改编的角度来说，我们从结构上对原著也有一个较大的改变，贯穿了正反双方王牌对王牌的概念，而不是如原著一样在地上部分中换了对手。徐寅初是一个出彩的人物，所以我们让他作为反面一号一直存在了下去。”
        关注汪海林老师以前的作品，我们注意到，他与编剧闫刚有过多次相当默契的合作。打听下来，原来两人是大学的室友，经历四年的同甘共苦，他们在创作上已不需要太多的磨合。合作创作和独立创作，哪个更好？对于这个问题，汪海林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作风格，也许有的人就适合单打独斗，有的人更喜欢在讨论中迸发灵感，于自己而言，与闫刚的合作已经成为一个常态，因为两人一起切磋，分工明确效率甚高。
        对于两人合作取得良好成绩的《地下地上》，汪海林老师却并非是毫无遗憾的。例如结局中正反主角“一笑泯恩仇”的意味，在最后两人的对手戏中本该具有几处铺垫，暗示徐寅初这个角色在政治性对立的另一面，其实性格里还拥有人道主义的关怀。而同样没有在电视剧中表现出来，在香港，刘克豪看到徐寅初的茶餐厅外挂着两面旗帜（青天白日旗与五星红旗），意为徐寅初能够接受一个中国的政治观念——只有这样，主角才能够放下心底的包袱，与之喝酒下棋，抛却往事。
        “无论如何，单就剧本的合理性和精彩度而言我们已经做到了极致。最后的成品总有遗憾，但这并不能抹杀创作过程中与各位工作人员愉快的合作。这次的遗憾尽力在下一部作品中规避，越来越好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追求。”电话那头，是汪海林老师坚定的语气和信念；电话这头，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保持期待。